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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最后的耍猴人》改编权遭遇了“杀熟”剑指导演崔岩新年伊始我不得不把我的公众号微信号打开，讲讲这个打了四年之久的侵权官司，也分享给大家一些如何保护自己作品的知识产权的经验和教训。
《最后的耍猴人》一书是我从 2002年到 2014年，花费了12年的时间，多次跟随耍猴人杨林贵等人扒火车，睡桥洞，露宿街头到各地杂耍卖艺的纪实摄影故事，2015年出版以后，受到读者广泛关注和好评，加印了10万册后，各个图书网站依旧售罄，我非常感谢读者们的喜爱和肯定，对于喜爱这本书的读者也从不设防，但似乎因为我的不设防和没有保护意识，《最后的耍猴人》有了长达四年的诉讼，我想把这里的是非曲直分享给大家，或为朋友们提供一份经验，或者朋友们指导我该如何维权。
2015年 月，一个姓孟的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崔岩，他告诉我说崔岩导演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，马上毕业，希望拍一部毕业作品，能不能把目前火热《最后的耍猴人》这部书改编成一部文学作品的电影。我想既然是作为学生的毕业作品，又是熟人介绍，不是什么大事情，就答应下来。
2015年11月17日，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的导演崔岩带着他的朋友（后来发现这个朋友是律师）来找我，让我签署一份协议，内容是我授权他根据我的著作《最后的耍猴人》改编，拍摄成文学电影。鉴于他是好友介绍，和我又是同乡，而且也就是作为一个学生的毕业作品，拍完后给学校交作业，为的是顺利毕业，鉴于以上几个因素，我就没谈任何费用，因此也没有细看合同（作为一个教训分享给朋友们），就签了字。但是，后来进入诉讼程序，我才发现当时跟他一起去找我的这个人就他的一个律师，正是这他这个律师朋友给他开启了狡诈之门，他们开始就是不露声色的给我下了个套。 我当时正忙，就要求崔岩把这份合同拿到助理那里去存档，助理提醒我这份合同的内容有不合理之处，虽说已经签字盖章，但是还是希望再考虑一下，我同意了助理的想法，让助理去跟他说。但是，崔岩知道后，借口在办公室休息一会儿，助理到外屋去处理事情的当口“拿走”了两份合同，而“拿走”一词是他自己开庭时告诉法官的，说的是“拿”而不是“偷”。
柏拉图一百年前就说过：“一切背叛公知的知识都应该叫做狡诈，而不应该称之为智慧。”崔岩和他的律师朋友把狡诈当成了智慧。
2015年12月19日崔岩指导的《江湖耍猴人》在洛阳开机，而崔岩并未告知我一丝一毫，在现场的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，“崔岩的《江湖耍猴人》开拍了怎么也不请你来现场？”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已经开始拍摄这部电影，我当时给他打电话问他怎样能这样做？我提出电影的内容是什么？剧本为什么不给我看？影片中的主人公是谁？如果用了老杨的名字就是侵权!如果回答不了就马上停止拍摄。他只说对不起，以后找机会去弥补这些过错。
2016年7月22日。还是这位朋友告诉我《江湖耍猴人》上网络院线了。我当时在国外出差，马上电话崔岩问这是怎么回事？文学剧本根本就没有出来，你改编的剧本也没有给我看，最后的影片也没有给我审核怎么就上院线了？耍猴人杨林贵也随即给打电话问我这是怎么回事？电影里面怎么用了他的名字？他的照片？是不是我在里面收了钱？我尴尬的几乎无法给杨林贵解释。 即便到这个时候，我依然还是想已经既成事实，就安抚一下耍猴人杨林贵，老杨息了火就好，于是通过姓孟的朋友跟崔岩协调，给杨林贵2万块钱这事就不追究了。几次协调后，崔岩跟我说他只有5000块钱，并给杨林贵打的电话说：“给你5000块钱，爱要不要，不愿意想去哪告去哪告！”
叔本华曾经说过：“卑劣的人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贪婪和索取。”
事已至此，我们只能诉诸法律程序了。
在诉讼时，崔岩才提起我们签的合同，说合同里规定了他可以随便改编和利用《最后耍猴人》的内容。
而我们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份合同，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起诉到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，在法院崔岩才承认，二份合同都被他“拿走”。拿走的目的是签字后再寄给我，但是他拿出不出寄给我的任何凭证，而合同的签署日期不一样。“拿走”一词多么冠冕堂皇，试想一下，谁可以在热情接待自己的朋友家里，趁人家不注意“拿”人家的东西？那不是偷盗行为么？！难道你崔岩去别人家“拿”东西是个人特质吗？ 这时候我才觉得，我的善意被人算计了，事情一开始我就被他和他的这位所谓的律师就有预谋的利用了。
《农夫与蛇》的寓言故事从小大家都从课本里读过，没想到现实的中的我竟然被“农夫”了。不择手段获取利益或者名誉让一些人已经失去了理智。这真应了那句话：“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”东野圭吾在小说《恶意》中说:“好人再多的善良和仗义，也填不满坏人内心的黑洞和恶意。”但是我绝不想姑息一个人品不正的恶人。
目前，此案已经上诉到朝阳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，等待二审。 在此，我也想告诉大家，超越底线的善良只会伤及自己。 |
